我的英語學習經歷

　　周三下午是父母能夠探望的唯一時間，學校嚴格封閉，絕不允許隨意探望，也禁止學生在任何時間離校。我們好像待在一個深山古堡里集訓，日程表幾乎完全排滿，心無雜念，有點軍事化管理的味道。每周五下午一跨出校門，一環(huán)路上車水馬龍的世界撲面而來，一瞬間竟應接不暇。那段純粹靜心的時光，總令人懷念。后來聽到評價說，在大學里，感覺“外國語學校出來的學生都像受過軍校訓練似的，是種獨特的存在”，這種氣質大概就源于住校制度。這種紀律性在自由突然井噴的大學里讓我們很受用。后來，名氣逐漸如日中天的母校拿到了北大、清華越來越多的保送和推薦名額。副校長說，原因之一是，母校送到北大、清華的學生保研率連年百分之百。

　　我們那屆一共只招了120個學生，分成三個班。一到英語課，每班再分成A、B兩個小班，每班20人，小班授課。從教育越來越市場化的今天回望，那時的待遇太好，學費卻僅是公立學校統(tǒng)一的一年幾百塊。我們的運氣很快就被市場重估教育資源價格的潮流沖刷得無影無蹤——就在我們畢業(yè)的2001年，踏出校門不久，母校便從公辦民助正式轉制為私立中學，基礎學費也漲到了現(xiàn)在的一年近3萬元，華麗轉身“貴族學校”。

　　從一個角度看，市教委“高位”變賣了優(yōu)質教育品牌，有損教育的公平性。但情況又遠非這樣悲觀——私立學校不受戶籍和劃片政策的限制，連云、貴、川、藏等西南幾省的生源也能吸納，實現(xiàn)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公平。畢業(yè)12年后，當我也成為一位母親，開始為孩子的教育作打算時，猛然發(fā)現(xiàn)，北京的學區(qū)房價格已向10萬元/平方米沖刺——看似公立的學校，卻以持有學區(qū)房產的形式將教育資源私有化;共建生和條子生，則是權力尋租。

　　英語入門學習

　　第一堂英語課，林老師拎著錄音機走進來。他高大帥氣，全校很多女生都暗戀他。他用中文介紹了自己，也讓我們做了自我介紹，給我們每人一個英語名字。我的名字叫Phyllis，后來我知道，這是年齡較大的英美鄉(xiāng)村老太太才用的名字，但從來都沒換過。那是我們唯一一節(jié)用中文上的英語課。此后中學生涯里，英語課就不再允許任何中文出現(xiàn)了。中文的拐杖在我們一接觸到英語時就被拿走，強迫我們必須迅速在混沌狀態(tài)下建立起對完全陌生的語言的感知。

　　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幾乎完全迷失。林老師必須用肢體語言、圖片和各種教具，向我們解釋單詞或句子的含義，一整堂課他都在手舞足蹈，很多時候我們還是一頭霧水。那時，視頻和網絡的應用還幾乎沒有，音頻、圖像的高級形式就是磁帶和紙質圖片。我們就像回到了嬰兒時代，通過最直接的視覺、聽覺、觸覺和場景，去建立語言與其所指之間的聯(lián)系。原有的中文秩序被完全打破了，就像腳下的木地板被猛然抽掉，轟的一聲坍塌了似的，我們懸浮在空中。

　　我們最初學習的教材叫《看，聽，學》，是英國的英語教育學家路易斯·喬治·亞歷山大編著的。普通中學孩子們的青春期記憶是與通用英語教材中的主人翁韓梅梅和李雷的成長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我們的記憶則與桑迪(Sandy)、蘇(Sue)、比利(Billy)和湯姆(Tom)的日常生活交織在一起。教材沒有一個中文單詞，只有英文與圖片的對照。至今，無需查閱過去的書籍，我還清楚記得：書本的第一句話是“MeetSandyandSue”(來認識下桑迪和蘇吧);記得第一個感到饒舌無比、聽了無數遍磁帶才說順溜的句子“Puttheeggintheeggcup”(把雞蛋放進雞蛋杯里);也還記得他們玩捉迷藏、翻倒立、分巧克力的無數趣事。

　　入門真是獨特又困難極了。林老師不許我們預習，上課時也不許我們翻書，而是一遍遍地放磁帶，一句句地讓我們反復模仿，每個人都得站起來復述。待他用演示的方式把每句話的意思講解給我們后，我們才能翻書。很長一段時間，連書上都沒有文字，純粹只有圖片，一句話的意思通過圖片大概能明白，但若分解開來，每個單詞是什么意思，則完全對不上號。我們也不學習字母和音標，更不學習拼寫，甚至禁止書寫，禁止私買和查閱字典。大概有半個學期，我們與英語就只是通過視覺與聲音來相處的。開始有時還會偷偷用中文記下某個單詞的發(fā)音，比如香蕉叫“布拿納”，報紙叫“牛屎盆盆”，但很快被發(fā)現(xiàn)和嚴格禁止了。

　　唯一允許的方法，就是在晚自習，甚至在熄燈后，抱著復讀機，無數遍地、令人厭倦和發(fā)狂地模仿每一句話，直到在搞不清楚單詞意思的情況下，就能不經大腦脫口而出。而第二天的早課上，每個人就得輪番站上講臺，當眾背誦前日的課程。很多個夜晚，我們都是抱著復讀機不知不覺睡著的，耳機還在低語，磁帶還在轉動。日后回首，這也是外語學校的不同之處。它讓我們在一踏入英語世界時，就像學習母語的嬰童般，抓住了語言最難把握卻最為核心的靈魂——語感。普通的教學方法強調語法，通過語法的邏輯形式來理解陌生的語言。而我們建立了與語言更親近的相處方式，不是以邏輯，而是以直覺的方式去感受它的韻律。外國語學校的學生聽說能力都很強，我們對英語的最初認知就是建立在聽說之上的。在此后十幾年的英語學習生涯里，遇到美妙的句子，我仍會習慣性地熟讀成誦，直至脫口而出。

　　迷茫期過去，就像穿過了水簾洞，里面別有洞天，英語課從此給了我們很多歡愉的記憶。從第一堂課起，林老師就一直鼓勵我們無拘無束地大膽表達。小課也給了我們很多表達的機會：每個人都得站起來模仿句子;早課晚課每個人都得走到講臺前背誦課文;課文長起來后，我們則分成三四個人的小組，自編自演，把課文編排成小話劇演出來。每一次，我們走上臺，總是先排成一排，集體報幕，“ActtheScene”，然后逐個報出自己的角色，遂開始表演。

　　大家的幽默感總是在詮釋角色時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一個滑稽的動作或表情，一種古怪或詼諧的語調，總能引來笑聲與掌聲。當記憶像書頁般翻過時，那些只有幾句話、像玩過家家的簡單話劇，慢慢變成了“六一”節(jié)和新年晚會上有華麗戲服和道具、場面宏大的英語戲劇乃至歌劇——《灰姑娘》、《皇帝的新裝》、《羅密歐與朱麗葉》、《麥克白》等等;而那些最初例行的簡單背誦，到后來，慢慢變成了背誦長篇的課文，再后來，變成了復雜的演講。

　　我們的舞臺也從教室變?yōu)閷W校禮堂的主席臺，然后走出校園，在全市、全國的中學生英語演講比賽中奪魁。6個小班的英語老師都是師范學?；蛲庹Z學院剛畢業(yè)不久的年輕人，天性很活潑。還記得那時三(B)班的女老師姓任，非常有魅力和感召力，她的課堂上，每個人都高舉著手搶著回答問題，課堂節(jié)奏極快，非?；钴S。我們都慢慢養(yǎng)成了一種熱情直率的性格，哪怕在中文的語境里會含蓄收斂很多，但一旦切換到英語的情境里，仍會不自覺地有一種入無人之境的自在感，表達已經成了習慣。我最要好的中學同學在北大是戲劇社的活躍分子，主演過《蒼蠅》和《布爾加科夫醫(yī)生》，這種對表演的興趣在中學時代就養(yǎng)成了。

　　一個學期快結束時，我們才正式與英語字母見了面，開始認字和書寫。

　　實驗英語學習

　　上初二時，英語教學體系的奠基人朱征峰和郭萍老師去美國做了旅行考察。他們是夫婦倆，年齡較大，朱老師不是四川人，說普通話，是老一輩外語學院的大學畢業(yè)生。記得那時他們考察回來，對我們所學的英語必須跟上時代的感慨很快流傳開來。據說朱老師跟美國人交流，所用的一些表達方式是美國人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才用的過時語匯，很尷尬。我們也開始重新審視這套已“人到中年”的《看，聽，學》教材，里面的一些說法，比如errand(跑趟差)，在現(xiàn)實中已不再是應用中的活詞匯。

　　那一年，他們又訪問了對外開放歷史更悠久的沿海沿江老牌外國語學校——南京外國語學校、天津外國語學校、杭州外國語學校、武漢外國語學校等，開始籌備引進和試驗英國廣播公司出版集團的教材《展望未來》。這套書后來成為全國外語學校的通用教材，是以劍橋大學第一證書預考為標準的，也就是相當于歐洲委員會歐洲語言教學大綱的中高級英語水平，具備用英語在英語國家工作和學習的能力。在我們的6個英語小班中，我所在的一(A)班和任老師所教的三(B)班被選中，作為教學試驗的“小白鼠”。我們也因此成了全國首批使用《展望未來》的學生，這是件很幸運的事。

　　新教材立刻把我們帶入了廣闊世界。我們第一次有了用厚厚的銅版紙張彩印的教材，一打開就在燈光下微微泛著五彩的光，愛惜得舍不得往上面寫字，每天都小心翼翼地放入抽屜，再小心翼翼地捧出來。每冊有15章，共60章，話題從日常生活的居住、就餐、社交、辦公室、交通規(guī)則，到談論生活方式的周末生活、健康人體、度假、鄉(xiāng)村生活、烹飪、探險，再到探討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政治問題，如是非對錯、人生樂趣、成功之路、舞臺戲劇表演、新聞報道、體育世界、新奇文化、古舊收藏、科幻未來等等，包羅萬象。

　　每一章里，有各種報紙雜志、信函廣告、啟事文書、經典文學作品片段的剪輯，配上各種風格的攝影、漫畫、插圖，非常吸引人。16年后，無需費神翻出留在成都家中的那套課本，許多東西還歷歷在目。我現(xiàn)在還能隨口背誦出倫敦希思羅機場催乘客登機的廣播，也能背誦出在倫敦舊船塢看魔術表演的片段;也還記得在澳大利亞蹦極跳、在南極睡冰床的探險故事，還有在飛機上用小刀做手術取出喉嚨里的骨頭、在高速公路上走錯了出口一個U轉彎逆行的趣聞。也是從那時起，我們開始閱讀莎士比亞的詩句、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接觸《星際迷航》，了解世界古跡名勝，從成了“連鎖廁所”的地中海到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筑和家具，結識理查·基德曼、尼古拉斯·凱奇，還有羅賓漢與佐羅，辯論基因問題、醫(yī)療制度和教育公平，聽聞印度腔、澳大利亞腔、日本腔的英語。那是個求知若渴的時期。英語所給予我們的，是一扇通向廣闊世界的窗口，一趟世界文明的旅途。

　　書的難度自然很大。第一章幾乎用了一個月才講完，一堂課下來，滿滿一大頁的陌生單詞和詞組。年輕的林老師和任老師很有開創(chuàng)者的精神，總是把課設計得盡量有趣，啟發(fā)式教學。我至今還記得他們在教學樓走廊里飛快地用粉筆書寫的幾個小黑板的填空題，供上課聽力用，一段錄音放兩三遍，然后讓我們把那些空缺的地方填滿，那些單詞、介詞和詞組都是第一次遇到，但一發(fā)揮眾人的智慧，基本都能拼寫出來。新單詞一遍遍反復聽寫，讓同桌相互批改;更有趣的方式是常讓我們用10～15個單詞編寫一個故事，常有意想不到的創(chuàng)意。

　　我一直覺得我的同學是極富創(chuàng)造力的。直到高中，我們一直私下流傳著自己寫畫的民間小報，上課時就在座位間傳遞，人人添磚加瓦，針砭時弊，八卦緋聞，對學校的一切評頭論足，很多人都是講故事的好手。那時候還沒有相應的考試題。每半個月或一個月，兩位老師就要自己設計一套試卷，電腦輸入還沒普及，都是親手謄寫油印，拿著蘸滿油墨的滾筒一份份刷出來的。后來才有了打印機，噼噼啪啪地打出來后復印。

　　那個時代的老師非常敬業(yè)和投入。年輕的英語老師們就住在教學樓對面的教職工宿舍樓里，筒子樓，一人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有時我們上課，他們就從窗外走過，記憶最深的一次是二班的老師新買了一個磚頭大的大哥大，別在屁股上，引得一陣大呼小叫。林老師常常三個五個地分批把我們叫到他的小屋里，糾正每一個音節(jié)的發(fā)音。從一開始，那些決定了英語聽起來是否純正的細節(jié)就被他逐個仔細打磨過了：不能咬死的s音，舌頭要盡力伸長放到兩排牙齒之間的th音，嘴形不能太扁的a音等等，還教會了我們用胸腔而不是嗓子發(fā)音的方法。

　　我還記得他講那個發(fā)音接近“昂”字的音標，為了向我們演示清楚這個音要沉到鼻梁后端發(fā)出，他不顧自己帥哥的形象，很夸張地把嘴巴張得跟蒙克油畫《吶喊》里的那個人差不多。我也還記得，從喬納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到托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都是他從小屋書架上取下來拿給我讀的。我們一直有外教課，那對和藹的美國夫婦就住在學校安排的一套稍微闊綽點的小套間里，有時請我們去玩玩。但我始終覺得，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那批初出茅廬、朝氣蓬勃的英語老師們。他們的付出，若以今天的市場眼光衡量，是無價的。

　　我最享受的另一個時刻，是每周三晚上的電影時間。那只平日被牢鎖在綠色鐵皮柜里的電視機終于千呼萬喚露出臉來。在那臺電視機的熒幕上，停駐過幾乎所有當時迪士尼和好萊塢的名角兒。不知何故，我的腦海里最愛跳出的畫面，是肖恩·康納利在《第一騎士》里的形象，我與同桌坐在最后一排觀看，窗外，是一片綠色的梧桐樹葉。

　　英語學習的番外故事

　　就在我們穿著一身紅，無憂無慮地在市文化宮合唱《音樂之聲》里的《哆來咪》和1988年漢城奧運會會歌《手牽手》時，學校的第一批學生悄然升入了高二。他們被安排在一棟單獨的教學樓里，好像是為了防止受到我們的干擾，變得更加與世隔絕。我們很難見到師兄師姐們。只記得美國轟炸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那一次，周日的下午，從操場上傳來他們繞場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雄渾口號聲。也是在那一年，校園里張貼出告示，寒暑假有組團去美國游學的活動，經費不菲，班里好幾位同學報了名。

　　1999年盛夏，我們突然得知，第一批高中畢業(yè)生，99級的俞師姐奪了四川省文科狀元，還有兩個文理科省前五名。那一批畢業(yè)生共80人，4個北大，1個清華。也是在那一年，我們的姊妹外國語學校走出了一位哈佛女孩劉亦婷，在全國名噪一時。外國語學校軍團就這樣在成都異軍突起。2000年，省文科狀元繼續(xù)出在母校，穩(wěn)住了江山。

　　也就是在這短短的兩年里，許多事情發(fā)生了變化。出國熱與新東方所開辟的巨大英語教學市場終于變成了滾滾的商業(yè)洪流。任老師離開了學校，去了老牌名校成都七中，他們剛成立了一個國際部，高中畢業(yè)直升國外大學，急需任老師這樣有教授《展望未來》經驗的老師。林老師繼續(xù)留下來教初中英語，成了初中部的骨干，幾年后，他去了大學任教。年輕老師們一個接一個成家生子，紛紛搬出宿舍樓，買了房。

　　2001年，輪到我們上陣了。接手畢業(yè)班的英語老師季先生是個非常淵博的人，他曾是長江三峽工程的首席翻譯之一，家中書架上有一排排的百科全書和大辭典。第一屆文科狀元就是他帶出來的。他是個非常敏感的人，不愿應付過于復雜的人情世故，寧愿待在學校里教書。似乎誰也沒太把英語放在心上，大家都更重視對文科生有決定性意義的數學。

　　高三上半年，我們仍然上的是《展望未來》，直到下半年，才開始做高考題，突擊語法和各種題型。那些試卷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難度，但熟練是必需的。季先生的壓力卻非常大，有一次我們的考試成績出現(xiàn)了統(tǒng)計失誤，最初在成都市排名不靠前，他竟然出走了一段時間，學校只好給我們換了一位老師。即使如此，高考并未耽誤。

　　那一年，我們文科班的英語平均分是132分，總分平均分是570多分(滿分750)，超過了人民大學的調檔線。那一年是考前填志愿。在師兄師姐革命旗幟的鼓舞下，我們很大膽地填了很多北大、外交學院、北師大、人大、復旦等，全部悉數錄取。在外語學校學了6年的英語，其實根本沒有在高考的考場上發(fā)揮用途。我們用最后半年的時間對接了英語高考，并通過體制內考試的方式，證明了自己的實力。但在那個年齡所掌握的語言技能，對我們影響深遠。本科畢業(yè)后，不少人去了哈佛、斯坦福、耶魯等名校深造，許多人進入全球最牛的投資銀行和咨詢公司。對我們從內地走出來的學生來說，初中那六年的教化，終生受用，不是高考所能衡量的。

　　讀大學時，我曾在新東方教過英語。新東方已成了上市教育集團，在中關村、白云路、北辰中心等多處核心地段購買了商業(yè)地產。它的服務對象早已不再只是大學生，而變成了從幼兒園、小學、初高中到職業(yè)培訓的英語培訓體系，全民學英語的時代到來了。也是在大學期間，曾在與大學同學創(chuàng)業(yè)時，走訪了從杭州外國語到東北育才這樣的全國名校。我還記得，到東北育才時，日式建筑風格的校門外貼著大學錄取的光榮榜，滿滿一大墻，排滿前面兩頁的，不是北大、清華，而是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劍橋、牛津、東京大學等世界級名校。在一次交流中，北京四中的同學告訴我，他們大部分人高中時代都在國外高中交流過一段時間，很多人都打算畢業(yè)時直接申請國外大學的本科。越來越富裕的城市人，在高考體制之外的選擇變得越來越多，也不再那么需要靠高考英語分數來衡量水平。

　　但不要忘了那些不那么幸運的大多數。真正還倚重高考英語的人，恰好是那些沒有那么多途徑與資源去獲取高考體制之外英語教育資源的人。公正是教育內在不可剝離的訴求，在市場化時代，卻也是它最矛盾的訴求——最需要教育資源改變命運的人，往往恰好卻是那些最缺乏資源獲得良好教育的人。

　　在這個可以通過音頻視頻、出國旅游、假期寄宿交流、機構培訓提高英語能力的時代，英語確實讓那些農村小鎮(zhèn)的孩子輸在了起跑線上。高考制度的確應該堅守它社會公正的訴求，改變英語的門檻。

看了外國語學校的學生如何學英語的還看：

1.高中學生如何學好英語

2.中學生如何學習英語

3.小學生學英語怎么學好

4.小學生在家怎么學英語

5.小學生怎樣學好英語的方法